一个富有想象力且有些不安的年轻女孩幻想着邪恶的生物和其他怪事来掩盖她在澳大利亚农村长大的不安全感。澳洲的兔子太多了，多到泛滥成灾，所以要驱逐屠杀那些过剩的兔子。可这里有一堆兔子，哪几只是“过剩”的呢？这是《西莉亚》这部电影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政治指涉部分的疑问。在这一部分的电影化表达过程里，“电影”抑或是“大众传媒”成了显眼的符号，影片不厌其烦地用加映的新闻短片和报纸帮我们拼贴故事所处的时空背景，而剧情中两个家庭、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加重了电影的封闭感，西莉亚在这种垂直的、单一的话语空间中生活，幻想似乎是突围的唯一手段。影片若是基于这样的框架进行丰满应该是能谱写一出冷漠可悲的人之异化图景，儿童这个符号则能加重这样的悲剧力量；但《西莉亚》的危险和高明之处在于它走向了另一个面向，它无意用创作者的主观指责去平衡某种情感失衡，而是用另一种话语的合法性建立揭露前一种话语体系的荒谬虚无，即西莉亚对于垂直统治的话语空间运行机制的炮制：对西莉亚自我世界（单纯、美好的能指）产生危险、僭越的都是恶魔，随之便有了消除之的合法性。情节剧的魅惑在于一种极其隐蔽的视角和随之产生的认同，西莉亚的“抗争”看起来是对于虚伪、邪恶的拒绝，实际上是遵循了同这些“邪恶”本源的法则，是一次意识形态腹语术的盛装演出。所以，对于《西